力量转移 从核心区到边缘区

尽管欧洲文化以前所未有之势影响世界，但是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已衰落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重建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与之相反的是，在西方文化边缘的那些国家已成长并开始影响世界进程。一个迹象是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代表西方文化腐朽面的法西斯势力与传统的民主国家间出现对抗乃至大战；另一个迹象是非西方社会，即那些遭西方渗透和掠夺的文明体系，通过内部革命已踏上文化复兴的现代化进程。所有这些，标志着西方文明已进入它的后帝国时期。

西方文明的冲击，使每个民族中的各个阶层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被动员起来，而凡是社会动员取得进展的地方，传统的权威就会遭到削弱。一个伟大的运动开始了：俄罗斯开始了十月革命。指导这场革命的政治思想虽然同样源于西方文明，但又与传统的西方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它的出现以及它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向人们宣示：新一代文明萌发了。作为伟大的预言家，列宁提出了关于秩序重建的革命性观点。它所蕴含的生机与革命性给那些处于西方列强压迫的弱小同族带来了福音，给那些已失去活力和创新力的文化带来复兴的契机。中国社会通过革命，砸碎了两千年的帝制，埋葬了僵死的政治文化，开始了向西方社会学习的现代化推进，这是一个古老文明要复兴的信号。决定全球政治进程，已不再单纯是西方国家。

文化具有纵向和横向的整合能力，即在其复合体内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调适的能力。一旦它的这种整合能力丧失，表明进入衰退成为它的不可逆转趋势。文化的认同感、整合能力使政治结构得以克服地理上的离心力并使其超越一般的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它所形成的文化区随其高级程度而决定其空间分布的大小及时间流存的长短。在原始社会，人们结成的社团甚至政治组织，一般是因血缘之故，因此参与人数、地理分布都是极其有限的。进入文明社会，文化的认同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结构，开始包括更多的种族、更广的空间区域，并且具有更为稳定的社会政治功能。

每一种文明的生长过程中，都有一种政治体系与之并生。国家所占的地域随其文化影响而增长，政治权力又使增大了的国家在文化整合之后，产生一种文化共同体。每一个随文明体扩大的核心国家都建立相适应的国际体系。而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其政治体系的功能。

中华帝国以及它的国际体系———东亚封贡体制，是第二代即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和国家力量取决于对农民的剥削和通过控制一些重要的贸易通道征收关税来满足。一个帝国可获得的经济来源主要在于肥沃的土地，经济盈余的来源主要取决于帝国版图的大小。因此辽阔的领土和人口的数量、政府的有效控制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决定了政权的稳定与否。

西方文明则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上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的出现造成了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可以通过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西方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大国通过高速经济增长率和扩大投资来为霸权提供资金。然而，统治成本与资源之间的背离造成了一个或几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财政危机”。持续的失衡以及它造成的财政枯竭如果不能解决，最终将导致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和政治的衰落。

西方文明及政治体系的结构和目标取向与前一代文明有本质的区别。西方文明体系属于军事—经济型帝国，虽然在其中大国霸权或力量中心因力量消长而转移。这一体系是将政治共同体的强盛本身作为目的。这一取向，对于各个阶层及利益集团来说有共同点：它强调对征服、领土扩张和在国际外交中维持战略地位优越的重要性；它强调政权本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扩张；它强调军事在政权目标和经济扩张中的优先地位。在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中，统治者对“物质性”资源（经济与人力资源）的需要，远远大于文化取向型的政权。统治者所致力的政治目标以及具体任务（如军事和经济扩张活动）决定了这种资源的巨额耗费。动员这些资源的需要，必然会扩大行政活动和行政组织的规模，进一步增加这些活动和组织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源。正是这种目标的性质，导致了对外政治的优先性，而外部力量的冲击，又经常是这些社会内部变迁的开端。

西方社会的全球性扩张运动，催生了一种与上一代文明及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文明。对于这种体系起支撑作用的正是经济的增长和武力的控制，一旦经济的持续增长消失，不能支持军事对域外资源的控制，它的优势地位就丧失了。这是由它的经济、文化性质所决定。

正如奎格利所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就衰败了。西方社会的扩张工具即它的国际体系的崩溃，是西方文明没落的一个标志。

正是体系内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的衰落，导致了文明重心的转移。西方体系的核心国家在十七、十八世纪是英国，在二十世纪是美国。有几种因素导致了文明体系内核心国家的衰落：一、统治成本增加导致的控制区域收缩。如果说霸权的扩张仰赖于力量投送费用，它的维持就要依靠领土控制的当地费用。对于扩大其利益圈，财富的收益并不总是超过实力的支出。在利益圈扩张的初期，来自地域的财富收益与领土面积的增加成正比。比如建立势力范围的启始费用，投送力量的终端成本以及控制领土的行政支出等等，都可能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外力影响，这种扩张就会是无止境的。这必然导致军事成本的巨幅增加。由于军事能力成本的增加，又由于军事技术由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向新兴的竞争对手的扩散，核心国家维护其体系的成本也增加了。这些不断增加的防务成本使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资源承受越来越重的负担。统治成本的增加一旦成为核心国家不堪忍受之重负，其利益圈就会收缩甚至消失。

二是私人公共消费增长快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则出现经济衰退。

一个社会的国民收入不外乎分为三大部分：防务、消费、生产性投资。随着社会的老化，国民收入中防务和消费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投入经济中的部分必然会减少，结果其他一切赖以存在的经济生产部分的效率和生产率下降了。如果经济的生产基础受到侵蚀，在不削减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已很难满足增长的防务和消费需求。削减生产性投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就必然消失。社会进入一种消费增长、投资下降的螺旋形下降状态，便会损害该国国际地位、军事和政治基础。这使得该社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社会抑制消费，结果会造成严重的国内紧张局势和阶级冲突，社会斗争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分裂，削弱了许多一度强大的国家；如果社会忽略或抑制防务开支，对外的虚弱会使利益圈缩小，而一旦利益圈缩小导致岁入减少，则不能支持军事的开支，这正是西方社会无法摆脱的双重矛盾。一个老化且衰退的国家被新兴国家击败不过是迟早的事。

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也是核心国家衰落的一个要因。随着技术优势最终的消失，统治成本必然地增加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常常是以更直接的方式帮助建立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帝国政权促使边缘区人民学习它的东西，并往往教给他们先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技术。先进技术从先进社会向后进社会的转移毫无疑问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

思想和技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缩小了先进社会与落后社会之间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差别。这种先进技术由核心区向落后外围的扩散导致了权力的一度巩固，但最终使核心区相形见绌了——统治外围的困难和成本增加了。